東西問丨李可亭：應天書院為何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化精神高地？

來源：中國新聞網

       中新社河南商丘4月24日電 題：應天書院為何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化精神高地？

　　——專訪河南省商丘師範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李可亭

　　作者 王宇

　　位於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源於後晉
，興於北宋
，與當時的嶽麓書院
、白鹿洞書院、嵩陽書院並稱北宋“四大書院”

，成就了範仲淹等一批名臣文士。書院製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典型
，應天書院為何居於“四大書院”之首
，又為何被稱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？近日，河南省商丘師範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李可亭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，予以解讀。

　　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應天書院經曆了怎樣的發展曆程？

　　李可亭：中國教育的書院製始於唐代
，有官府與個人兩個源頭，官辦書院的源頭是麗正書院。

　　應天書院的前身是後晉時期虞城人楊愨(què)在宋州(州治在今商丘)創辦的睢陽學舍，這是中國古代書院萌芽破土階段。《宋史》稱楊愨“力學勤誌
，不求聞達”
，一心一意辦教育，其創榛辟莽、前驅先路的精神受到後人尊重。後楊愨學生戚同文繼承師業
，築室聚徒
，修葺學舍

，將睢陽學舍發揚光大

，被稱為“睢陽先生”。

　　從睢陽學舍到應天書院，應天府民曹誠功不可沒。其捐資助學，以睢陽學舍為基，建校舍150間，聚書1500卷。為嘉許曹誠義舉
，公元1009年，宋真宗賜“應天府書院”之名，並令人書寫匾額，這是應天書院曆史發展的關鍵節點。

　　宋真宗景德三年(公元1006年)，宋州改名應天府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(公元1014年)，應天府升格為南京，成為都城開封陪都。故應天書院又稱南京書院、南都書院，範仲淹所著《南京書院題名記》中的書院便是應天書院。

　　宋仁宗景祐二年(公元1035年)
，應天府書院改為應天府府學。八年後又升為南京國子監，成為北宋最高學府，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。

　　公元1127年(nian)，北(bei)宋(song)滅(mie)亡(wang)，應(ying)天(tian)書(shu)院(yuan)毀(hui)於(yu)戰(zhan)火(huo)。其(qi)後(hou)屢(lv)建(jian)屢(lv)廢(fei)，不(bu)斷(duan)更(geng)名(ming)。元(yuan)朝(chao)初(chu)年(nian)雖(sui)建(jian)有(you)歸(gui)德(de)府(fu)學(xue)和(he)文(wen)廟(miao)，但(dan)規(gui)模(mo)大(da)減(jian)。明(ming)朝(chao)中(zhong)葉(ye)
，黃(huang)河(he)決(jue)口(kou)，睢(sui)陽(yang)城(cheng)沒(mei)於(yu)水(shui)下(xia)，應(ying)天(tian)書(shu)院(yuan)隨(sui)之(zhi)被(bei)毀(hui)。明(ming)嘉(jia)靖(jing)十(shi)三(san)年(nian)(公元1534年)，河南巡按監察禦史蔡靉將位於商丘城西北隅的社學改建成應天書院。明萬曆三十九年(公元1611年)
，歸德知府鄭三俊在府城東門內建範文正公講院
，效法範仲淹精神，培養了許多傑出人才。

　　後應天書院又經多次重修廢棄，最終在清朝末年廢科舉興學堂背景下
，於光緒三十一年(公元1905年)改建為歸德府中學堂。應天書院曆史畫上句號，也標誌著中國書院製的終結。

遊客進入應天書院內參觀。 李可亭 攝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應天書院為何能升級為北宋時期的國子監
？

　　李可亭：據白新良《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》統計

，宋代共有書院515所，其中73所為北宋書院
，317所為南宋書院，125所因史料不完整而統稱為宋代書院。

　　在宋代，應天書院、嶽麓書院、嵩陽書院、白鹿洞書院聞名於世。從位置上看
，隻有應天書院處於鬧市，另三所均在山中。應天書院晉升為府學、國子監
，成為北宋最高學府，是書院中唯一。

　　晉升為府學後，應天書院作為官辦書院

，與北宋朝廷緊密相連，其主講、助教
、說書、講(jiang)授(shou)官(guan)皆(jie)由(you)朝(chao)廷(ting)任(ren)命(ming)。官(guan)府(fu)還(hai)劃(hua)撥(bo)學(xue)田(tian)以(yi)資(zi)支(zhi)持(chi)，並(bing)時(shi)有(you)恩(en)賜(ci)，增(zeng)加(jia)進(jin)士(shi)錄(lu)取(qu)配(pei)額(e)。此(ci)等(deng)殊(shu)榮(rong)

，源(yuan)於(yu)商(shang)丘(qiu)作(zuo)為(wei)趙(zhao)宋(song)龍(long)興(xing)之(zhi)地(di)的(de)特(te)殊(shu)地(di)位(wei)，其(qi)它(ta)書(shu)院(yuan)難(nan)以(yi)比(bi)肩(jian)。

　　其次

，應天書院辦學模式被廣泛借鑒。範仲淹仕途所至
，皆致力於興學
，循應天書院模式建立書院，正如範仲淹在《南京書院題名記》中所述“天下庠序，規此而興”，應天書院成為當時全國各地辦學樣板。

　　第三，範仲淹的改革思想、教育思想、先憂後樂思想得益於其在應天書院學習
、執教經曆。“先憂後樂”彰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憂患意識
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應天書院何以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

？

　　李可亭：應天書院培養了眾多傑出人才
，據《宋史·戚同文傳》載：睢陽學舍到戚同文時期
，“請益之人不遠千裏而至，登第者五六十人。”範仲淹在《南京書院題名記》中說，應天書院題匾後，聲名大噪。

　　作為北宋時期人才培養高地，應天書院具有獨特的教育模式與理念。

　　首先，應天書院具有為國育人、心係天下的情懷。北宋文學家晏殊擔任應天知府兼南京留守期間“乃大興學”
，十(shi)分(fen)重(zhong)視(shi)教(jiao)育(yu)。他(ta)聘(pin)請(qing)範(fan)仲(zhong)淹(yan)掌(zhang)應(ying)天(tian)書(shu)院(yuan)，以(yi)教(jiao)諸(zhu)生(sheng)。晏(yan)殊(shu)傾(qing)力(li)辦(ban)學(xue)
，改(gai)變(bian)了(le)唐(tang)末(mo)五(wu)代(dai)以(yi)來(lai)學(xue)校(xiao)廢(fei)弛(chi)的(de)局(ju)麵(mian)。範(fan)仲(zhong)淹(yan)掌(zhang)院(yuan)後(hou)誌(zhi)向(xiang)更(geng)為(wei)高(gao)遠(yuan)，要(yao)“得天下英才而育之”。他因材施教，革新教學內容與方法，助力學生孫複
、朱從道等成為北宋著名學者。

　　其次，應天書院具有獻身教育、不求聞達的精神。睢陽學舍的創立者楊愨，不為名利所動，毅然決定“不仕”，全心投入教育事業。其學生戚同文，秉承師誌，專心教育，展現了高尚的教育情懷。

　　再者
，應天書院具有修身養德、改革創新的學風。範仲淹在掌院期間，撰寫了著名的《上執政書》
，明確提出“固邦本，厚民力
，重名器，備戎狄，杜奸雄，明國聽”六大主張。其中，“重名器”強調慎重選拔與培養人才，通過敦實教育確保國家代代不乏英才，展現了為國育才的堅定信念與改革創新的勇氣。

　　應天書院還具有有教無類、獎掖後學的胸襟。當其他書院還停留在藏書、講學、祭祀等原有書院規製時
，應天書院已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，不僅講經，而且講文。在辦學方式與方法上
，提倡自主學習

、講學結合模式，為國家培養了大量股肱之材、廊廟之器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應天書院對中外書院及教育發展有哪些影響？

　　李可亭：應天書院文脈千年，精神富礦涵養天下，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

　　以商丘為例
，在應天書院精神和辦學模式影響下，商丘書院迭興
，商丘古城的文正書院、永城的太丘書院、睢縣的洛學書院、柘城的朱陽書院等
，都有較大影響。而從應天書院開始
，北宋的理學中心逐漸東移，至清代，商丘成為理學的中心地區。

　　目前
，商丘師範學院繼承應天書院文脈，不僅成立了“應天書院研究中心”
，創辦了“應天國學堂”，而且辦有歸德書院
，取得了眾多育人成果。

　　應天書院影響力還遠播海外。中國的書院製度被引入海外後與當地文化交融共生。自古以來，朝鮮、日本
、南洋等地均推崇並發展了書院製度
，這一趨勢延續至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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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shenruyanjiubingchubanxiangguanzhuzuoshifenbiyao。

　　應天書院既是曆史的，也是當代的

；是中國教育文化的傳承之所

，也是國學傳承的重要場地。以開放的心態發展書院，提高文化軟實力，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liket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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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chengdanjiaoyubuhehenanshengshekeyanjiuketi12項，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，曆史文化隨筆300多篇
，出版《商丘通史》《商丘曆史文化十六講》等學術著作9部。